地方政府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对当时中央的信访政策的执行，也是对信访考核制度的一种回应。

1.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同于司法机关性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而是专门的、具有政治机关性质的违宪审查主体。这一点体现了司法活动的事后性，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被动性的内容。

这种裁量权是否还是有一些标准呢，在美国的实践中，这种受理案件的裁量权也有一些条件限制。在自然人以外，按照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基本权利也适用于国内法人，但以依其性质得适用者为限。而在此之外规定其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提出审查建议，就并非指向立法权限等公权力内部问题，而是指向其权利被侵害的问题。从案件数量来看，联邦宪法法院每年处理的宪法诉愿案件在持续增长之后，位数仍然不过几千件，远远少于其他法院审理的、涉及基本权利的案件，更是少于其他法院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2）上诉 上诉被认为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复审程序的另一重要途径。

第三，政治上的中立性。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编者注：2015年修订后为99条第2款)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据此，在建议书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要经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也就是法工委），并且必要时才进入实质性审查。关于批准在联邦国家机关和俄联邦各主体国家机关官方网站发布担任俄联邦国家职位的人、联邦国家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权债务信息及将上述信息提供给全俄公众媒体公开的程序的命令(561号)。

其中，在财产申报阶段表现为：(1)申报信息错误补救机制。2.个人事项报告的受理与公开。均没有设定独立的财产申报受理机关，申报受理机关与核查机关同为各级人事(组织)部门。这主要表现为对两种关系的把握，一是对申报主体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二是对违反申报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

相反，当公职人员申报的财产构成呈现出与其所处职位权力行使的相关性时，就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需要采取避免利益冲突的措施。这充分体现出我国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的特点，符合我国的家庭实际、社会实情和一定时期的腐败特征。

相比较而言，以立法方式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更为稳定、更具权威、更有威慑力，以党内法规约束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则较为灵活，操作成本低、效率高。3.进一步提高财产申报信息的可获取度。按照《办法》规定，查核结果与申报结果不一致分漏报和瞒报两种情形，各有具体标准。按照《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每年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及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受理。

[13]因此，立法应当按照腐败风险，分类别、分层级地确定需要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职位清单。在我国，凡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者，最严重的是违纪行为，可以给予纪律处分，而对于可能产生相关财产责任则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设计逻辑指引之下的财产申报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内控性特征，即不透明化，使得财产申报制度本身所应具备的社会监督功效被消解，也使得可能的内部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选择性疑点。毫无疑问，吸收借鉴、博采众长，将这个制度笼子扎实、扎牢、扎密，对于实现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的递进，具有关键的保障作用。

同时，随机抽查力度加大，比例由3%—5%扩大到10%。俄罗斯规定了依申请启动财产申报信息核查的机制。

2013年之前，虽然立法规定国家机关以外的有关组织应当申报财产信息，但是对于相关组织名单并没有明确，故在申报实践中遭到这些组织的抵制，例如国立圣彼得堡大学校长的立场就是：总统令不适用于我们大学，因为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于彼得一世时期。到2015年，全年抽查的43.92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中，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的3900多人，受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的124人，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60人。

作为反腐败利器的财产申报制度，既要使人心惊胆战，更要闪耀人性之光。可以有限度地公开因申报信息不实而被追究责任的公职人员名单，并剥夺因在个人事项申报中失信而被解除职务的公职人员再次担任公职的机会。各级国家机关在接到大众媒体获取某一具体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将该媒体查询情况告知所涉及的公职人员。为做好抽查核实工作，中组部牵头建立了由13个职能部门参加的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省市两级也全部建立了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全国形成组织人事部门协调一致、上下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和有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信息查询机制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借由详密之规定。[8]参见【德】迪特尔·格林：作为新生事物的规范性宪法，载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领导人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5]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6]，也是洞悉弊端而指向政治系统的自我规约，指向不同系统的功能分化。但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4]此外，国家计划主导经济合同，严厉制裁 投机倒把，国家直接干预物价，等等，都让人深刻感受到一个缺乏功能分化的国家是何等的僵化、缺乏活力，而个体在其中是何等的卑微软弱。[5]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1日。

[2]《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国务院，1980年1月22日。[4]《国务院关于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国务院，1981年1月16日。

[9] 而忠夏的研究，明确反对用经验描述（无论是对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来取代乃至取消宪法的规范性，反对没有道德规定性和文本依据的所谓宪法，反对将宪制和宪法等而视之，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坚定的价值立场。古代的政治统治已经有事先假定的正当性，而现代的政治统治却是由宪法赋予正当性的。以上只是我对忠夏著作的丰富内容的两点学习体会。我的意思是，如果研究者在对历史或者现实的政治状态进行经验描述后，认为这就是宪法，甚至是真正的宪法，有意无意之间，就可能用经验性的宪法概念混淆乃至驱逐了规范性的宪法概念。

[7]钱穆：《晚学盲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45页。换言之，一国政治关系的状态和规范一国政治生活的根本法，都是Verfassung。

1982年宪法起草的背景之一是，经济自由开始萌动并逐渐演化为不可遏抑的趋势，民间追求经济自由、自发选择经济模式的事例一再出现。忠夏从德国洪堡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后，即以宪法学方法论研究者的形象示人。

这种经验意义上的宪法，可以讲是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的。萨维尼讲过，学术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天赋（个人智力的程度）与勤奋（对智力的一定运用），还更多取决于方法，也就是智力的运用方向。

忠夏的著作以宪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此种功能分化，并赋予其方法论意义。[3]甚至对企业的奖金标准、奖金发放、计件工资制等都会由国务院发文做出严格规定。[6]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11]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中国的经济奇迹，端赖此也。2008年，北大公法中心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组织编写一套公法三十年丛书。

在对经济自由做历史梳理时，改革开放初期依旧顽固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管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宪法就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向：经验性的和规范性的。

忠夏注重以历史的视角思考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蕴含着一种多元主义的转折。对忠夏的这一批判性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